国内多地区出台核酸检测处罚通告，不做核酸将影响个人征信

11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讲话中指出，加快电信、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开放进程，特别是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中国在医疗市场开放外资办医的积极信号，外资在相关医院中的持股比例或将进一步提高。但同时，处于试水期的外资办医，仍面临一系列配套政策问题。

外资办医仍处于试水阶段

1997年，原外经贸部和原卫生部制定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医院的补充规定》初步奠定了中国医疗服务市场开放的基础，明确了外资医疗机构入华必须与中方医疗机构或其他机构共同投资、共同经营。

2000年，原卫生部和原外经贸部联合制定了《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暂行管理办法》，其中在设置条件里有着“合资、合作中方在中外合资、合作医疗机构中所占的股权比例或权益不得低于30%”“合资、合作期限不超过20年”等方面的限制。

对外资70%的最高股权限制，一直延续到了18年后的今天。

一位外资独资医院的负责人表示，该院筹建之初也曾面临政策困境。

当医院购买用地时，土地属性还不是医疗用地，而地方卫生局审批医疗机构时要求先将土地用途更改为医疗用地，而向规划局申请更改土地用途时，对方又要求先通过卫生局的医疗机构审批程序。这使医院的建设陷入两难。

此外，资金从境外进入大陆时，需要当地商务委的审批，而商务委则表示审批程序是串联的，因而需要先通过卫生局和规划局的审批之后，商务委才能批准。该院的建设再次陷入困境。

直到2010年11月，我国第一次对外资独资医疗机构释放了政策信号。当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举办医疗机构意见的通知》，表示“对具备条件的境外资本在我国境内设立独资医疗机构进行试点，逐步放开”。

然而这一政策信号也仅仅是信号，在此后在4年的时间内很少见其能真正的落地实施。

2013年中央发布鼓励社会办医政策后，相继在土地、税收等方面出台了配套政策，上述外资独资医院抓住政策窗口期，原先串联的审批程序相继得到受理通过。

同样是在2013年，外资独资医院政策一定范围内出现了重大转机。

当年，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为中国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自贸区内多项政策可以突破原有限制，先行先试。自贸区成立不到两个月，上海就发布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外商独资医疗机构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允许外国投资者在上海自贸区独资设立医疗机构。这一政策也被中央认可，引出了其后的“244号文”。

2014年7月，国家卫计委、商务部颁布了《关于开展设立外资独资医院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医函[2014]244号），明确允许境外投资者通过新设或并购的方式在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江苏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等7省市设立外资独资医院。

但与政策相对应的，《2015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境外资本参与创办的医疗卫生机构仅超过200家，而外资独资医院更是寥寥无几。

一直被冠以国内首家外商独资医院的上海阿特蒙医院在建设途中生变，其最终实际采用了“台港澳法人独资+外国股东”的中外合资方案。原定于今年十月营业的该院，其官网内容定格在了2017年，开业在即的字样依然挂在主页上。

在民营医院数量占到全国医院的半壁江山之时，“外资医院还处于试水阶段，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上海市社会医疗机构协会副会长、上海和睦家新城医院院长张澄宇接受健康点采访时表示。

外资办医的困境依然不少

张澄宇表示，高层释放积极信号，显示出中国在关系人民健康的医疗领域的开放心态，也显示出了充足的自信，但同时，在举办层面，内外资办医都需要符合中国的管理规定，外资仍然需要受到外资管理部门的认可。

上述医院负责人也表示，政府本意是希望能够放松事前审批，加强事中、事后的监管。政策是越来越开放的，但外资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少。

水土不服就是其中一个。

张澄宇表示，即使在医疗之外的领域，国外的模式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比比皆是，医疗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其国际化困难重重。

上述独资医院负责人表示，外方的理念与中国的规范冲突不少。中国的三级查房制度与外资的高效理念也存在冲突，医院在建设过程中遇到过不少类似问题。

张澄宇认为，外资进入中国医疗市场需要先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从而站稳脚跟。

较早进入中国的和睦家以及建成不久的上海禾新医院在运营初期都经历了适应本土文化与规范的过程，而其患者也由外籍、台籍为主转向本地患者为主。

但对于外资医疗机构来说，除了投资政策、理念差异上的障碍需要扫清外，在未来，更亟待解决的还是医保接入、医生职称互认、医疗设备购置审批等一系列配套政策的问题。

倒逼公立医院改革

张澄宇表示，任何一项政策都存在渐进性，而且医疗机构的建设周期较长，2014年放开关于外资办医的政策，还需要时间验证。

“对于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从最高领导人讲话到中央政府制定政策继而在地方落实也需要时间。”张澄宇说道。

上述外资独资医院的负责人告诉健康点，对外资的限制越来越低，但门槛不会低。

他以其医院所在的某发达地区为例，该地区政策门槛已经放开，但准入门槛越来越高。他认为，由于当地医疗资源相对充足且优质，如若放低门槛，不合规的搅局者或将进入市场；而提高准入门槛，既是对良币的保护，也是对公立医院改革进程的刺激。

张澄宇也对健康点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他认为无论外资股比的限制放宽到多少，都能让投资人获得更多的决策权力和安全感，减轻其对输入品牌风险的忧虑，从而不仅将资金引入国内，也将先进的医疗技术和管理理念、服务模式引入国内。

“池子里养的鱼不够市场了，这下又有新的池子和鱼。”张澄宇说道，优质资源的引入一定程度上能实现对劣币的驱逐和对改革的推动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引入外资医疗机构本身的目的就是为公立医院一统天下的局面造成一些“鲶鱼效应”，目前公立医疗机构都对外资医院的进入并不算友好。有媒体曾报道，台湾的长庚医院当年进入北京市场时，就曾遭到北京10余家公立医院院长的联名反对。

但张澄宇也认为，政策的放开并不会引来一股外资办医大潮。他认为，由于医疗机构提供的是服务而非成品，加之医务人员数量有限，这一政策不会引发外资办医大潮。但相反，优质资源对医务人员具有聚集作用，这一定程度上能促进国内医务人员队伍的发展。